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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法治进入良性循环,要从改革司法体制进行突破。在以法治为目标的新司法体制下,律师只须精研法律,做好本职。

文《法人》特约研究员刘兴成

法治,是现代国家最大的社会公约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后关系着中国法治成熟度的新司法体制改革,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以法治为主题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绘就了新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蓝图。

由于律师是维护国民合法权利的重要力量,国民在新司法体制改革中有什么获得感,从新司法体制改革对律师业务的影响中可见一斑。

法律服务市场扩容

2015年11月9日,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提出充分发挥律师的独特优势,动员律师积极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是推迸涉法涉诉信访走向法治的重要途径,是形成良好信访秩序的制度保障。信访原来是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专属管理领域,涉法涉诉信访从此变成了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组成部分。

201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从中国国情出发,遵循法治建设规律和法律顾问、律师工作特点,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分类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畅通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与社会律师、法官、检察官之间的交流渠道,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促进依法办事,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法治保障,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全覆盖。

推行律师任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是新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进展。律师有权作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履行以下职责: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党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论证;参与合作项目的治谈,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党政机关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等职责

2017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办法》。长期以来,中国的刑事辩护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针对刑事案件辩护率偏低，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问题,为了保护人权,实现审判阶段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包括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再审案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审判阶段的全部刑事案件都要有律师辩护,是一项庞大的法律工程,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大扩容。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17年10月16日发布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鼓励和推荐律师在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中担任调解员,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用,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创新律师调解方式方法,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律师担任调解员不仅具有准司法官性质,而且拓宽了律师的法律服务市场。

律师只须精研法律

曾几何时,中国社会形容“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司法体制存在“判者不审,审者不判”的现象刑事司法体制以侦查为中心,侦查机关做菜,公诉机关端菜,审判机关吃菜。旧司法体制下冤假错案频繁出现,社会难以体现公平正义,逐渐形成了成本高昂、缺乏稳定的维稳体制,迫使律师经营关系,参与维稳,法治进入恶性循环状态。要让法治进入良性循环,要从改革司法体制进行突破。在以法治为目标的新司法体制下,律师只须精研法律,与司法机关保持正当关系,维权就是维稳。

1个冤假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对加强防止和纠正错案机制建设作出规定,明确不能作“留有余地”的判决。此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念斌案、河北聂树斌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得以纠正,让老百姓感受到看得见的公平正义。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将“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新体制,从此,很难再发生“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的冤假错案。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不得执行任何领导干部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对违法干预司法活动,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办案机制,确保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无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切实防止利益输送,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通过《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实行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要对承办案件终身负责,建立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新机制。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解决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老三难”和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的“新三难”问题,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促进司法公正。

十八大以来建立的对律师业务有重大影响的新司法体制还有: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加大执行力度,解决执行难；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保障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法院和检察院的人、财、物由省级统管,破除司法地方化在司法需求大的地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互联网法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等。

(作者系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律师,财经法律评论员)